父亲杨正喜，1910年出生在陕西省定边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36年4月正式参加革命，担任定边县七区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，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卫县首任县委书记兼县长。1952年起先后任宁夏省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，省委组织处处长，宁夏省人事厅副厅长，银川地委副书记、银川专署副专员。1958年自治区成立后，父亲先后任自治区工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、银北协作区主任、石嘴山市委书记兼政协主席等职。1984年离休，1995年病逝，享年85岁。

　　父亲逝世后，自治区党委为他写的悼词中说：“杨正喜同志一生艰苦朴素，廉洁奉公，襟怀坦白，光明磊落，坚持原则，不徇私情，作风民主，平易近人，遵守纪律，团结同志；身体力行，深入实际，关心群众生活，埋头苦干，工作认真负责，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、对人民的赤诚之心。”

　　1949年10月，父亲身着一套土布旧军装，脚踩破草鞋，腰系一条灰毛绳，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中进中卫城当了“县官”。多年来，父亲虽然职务不断变化，但是艰苦朴素、清正廉洁的作风始终没变。无论是在银川地委当分管农业的副书记，还是在石嘴山市委当一把手，他总是背着行李，或用自行车捎着行李戴着一顶宽檐大草帽，下乡搞调查研究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促膝谈心拉家常，了解农民生产、生活情况。除过田间劳动外还给村民担水、垫圈、打扫院落。直到1971年冬，他已年逾六旬，下乡仍然天麻麻亮就起床，背着背斗，顶着凛冽寒风在村里村外拾野粪，留给农家开春做底肥。他关心群众，几个春节都是在农民家里过的。

　　父亲在石嘴山担任市委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十多年，没有私自提拔、安排、调入一个干部和职工。母亲一直在家做家务，子女多，生活困难，别人多次建议给母亲安排个工作，他始终不点头。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资紧缺，许多物品都是凭票分配供应。父亲手表坏了，身边的工作人员找商业局长说了这件事。局长在分配手表票证时留了一张票，父亲说：“我们不能截留群众的分配物资，还是分配给最需要的同志，我的表修理一下还可以用。”

　　父亲最反感的是子女有“骄”“娇”二气，“骄”是指骄傲自大，“娇”是指娇生惯养。前者是担心孩子因家庭背景在人前产生优越感，后者则是担心孩子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，成为低能儿。平时很少顾及我们的父亲，最常叮咛我们的就是千万不可沾染“骄”“娇”二气。当然，他也不给我们提供可能沾染“二气”的任何机会：从来不让我们靠近市委那辆甲壳虫式的老款华沙轿车，从来不给我们一角零花钱，鼓励我们隆冬季节徒步赴延安，鼓励我们单人独闯出远门。在父亲的激励下，大哥12岁时游过黄河。小妹12岁时就常常骑单车从市区出发到红果子干校探望父亲，再到尾闸乡聚宝村探望插队的哥哥姐姐，往返三四十里，还要驮几十斤重的粮或菜。

　　70年代推荐工农兵上大学，有的干部子女在父母影响下如愿以偿，好胜上进的我们心急如焚，却不见父亲有半点表示。1974年夏的一天下午，在工厂上班的哥哥请假提前回家，气得躺在床上大哭，抱怨父亲的“三不主义”——“不说话，不找人，不活动”。父亲冷冷地看着伤心至极的儿子，不为所动，等哭够了、平静了，他才后发制人地开了口：“看看，像话么?这么大人了,说到底，还是娇骄二气……”就这样，他始终没有为我们上大学去找人说话，我们四兄妹都是从知青、工人、教师干起，走上人生道路的。其实，父亲从我们幼年起就极推崇读书上学，管小学毕业叫秀才，中学毕业叫举人，大学毕业叫状元。他不是不看重子女上大学，只是不愿去“走后门”。

　　谈起父亲，他的同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派车追“指标”的事儿。那是1961年，由自治区专拨调级指标，欲将父亲由行政12级调升为11级。市里深知他律己较严，一直等到他去银川开会，市委才开会研究为他调级并上报自治区。谁知父亲回石嘴山后一听就急了，马上派人赶往银川追回了上报文件。此事虽因自治区有关部门坚持未果，但却在石嘴山市传为佳话。（杨连卫 杨晓玲）